源典｜钱穆：略论中国社会学

文/钱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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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称身家国天下。人生各有身，又有家。家之上乃有国，有天下。人生不能离此四者以为生。身家国各有别，天下则尽人所同，故更无驾天下之上者。

人生乃一会合。身有五官四肢六脏百骸，即是一复杂之组合。惟身之组合皆属物，可谓乃一自然人。家国天下，则人与人相会合，乃为文化人。凡其会合皆有统。身统于心，实则家国天下亦皆统于心，故人心乃人生最主要一统会。

所谓家，乃由夫妇组合。上有父母，下有子女。而父母以上，更可有祖父母，曾祖父母，高祖父母，以上推于无极。子女下有孙子女，曾孙子女，以下递于无穷。而其历代皆可有兄弟姊妹，又各别成家。故中国人言家，则必言族。又婚配之女家为外家。内家谓之亲，外家谓之戚。家族亲戚，关系牵连，乃成人文一大群。如姬姜两族通婚，互为外家，家扩大而为国，国扩大而为天下，皆由夫妇之配合始。故曰夫妇人伦之始。夏禹时号称万国，其时疆土仅在黄河两岸。所谓国，盖仅一部落，古人所谓化家为国是也。

虽万国林立，而同有一共同朝向归往之天子。列国有相争，每朝向此中央之天子而求其排难解纷，俾列国间常得和平相处。然此为万方诸侯排难解纷之天子，尚德不尚力，其势不可久。尧舜禅让，汤武征诛，众心朝向之此一中心，则常有代而起者，故中国人又必连称朝代。唐、虞、夏、商、周相代。商周之际，其时当尚有千数百诸侯，较之虞夏间国数大减，亦有兼并，多则和合。故生齿益增，治道益平。周初封建，兴灭国，继绝世，在当时，已有一历史大传统之存在，天下观念则常在国之观念之上。实即社会观念常在政府观念之上。中国乃一宗法社会，每一宗族之团结融和，则常赖其祖宗之有德者。亲亲尊尊，以宗族血统建其本。必使每一宗，每一族，凡其祖先之有德，则必使其存有一国而不亡。此乃西周封建之大义，而亦即中国文化大义之所存。稽考古史，此一义殆无可疑。

西周东迁，中央失其众所朝向之地位，而无与代兴，乃有霸者。王霸之别，仍在其道，不在其力。迄至秦代，不再有封建，天下共戴一中央。秦始皇帝之大误，乃在其以为天子之位可以一世二世以至万世，永传不绝，而不知有代兴。岂得以一家永在万家之上，则秦始皇乃对宗法观念上有误。但亦终不得以帝国征服之西洋传统说之，则比较中西史迹而可知。

秦以下，有朝有代，有分有合。而国之上有天下、国之下有家之一传统观念则无变。要之，身家国天下四阶层之递累而上，而人之各自之身则为之本。故中国人观念，自身以达之天下，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道一以贯之。而中国社会之宗法精神，则始终不变。

故欲治中国之政治史，必先通中国之社会史。而欲通中国之社会史，则必先究中国之宗法史。由血统而政统而道统，此则为中国文化之大传统。今人一慕西化，身之上忽于家，国之上又不知有天下，乃惟知有法，不知有道，无可与旧传统相合矣。

钱穆（1895-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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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本无社会一名称，家国天下皆即一社会。一家之中，必有亲有尊。推之一族，仍必有亲有尊。推之国与天下，亦各有亲有尊。最尊者称曰天子，此下则曰王曰君。王者众所归往，君者群也，则亦以亲而尊。人同尊天，故天子乃为普天之下所同尊。

人生在天之下，地之上。中国有社，乃土地神。十室之邑乃至三家村皆可有社。推而上之有城隍神。一国之神则称社稷。稷为五谷神。中国以农立国，故稷亦与社同亲同尊。中国人观念，凡共同和合相通处皆有神。故不仅天地有神，山川有神，禽兽草木金石万物亦各有神。人心最灵，最能和通会合，故亦有神，而与天地同称三才。则人群社会亦必有神可知。今可谓社会可分天下与地上之两种。西方社会为地上社会，非天下社会。故多分别性，而少共同性。

佛法有世界观。世属时间，属天。界属空间，属地。故佛教之世界观近似中国人之天下观。西欧人独富地上观。所居住之地既各别，乃不相亲不相尊，故其社会组织有国而无天下，面其国亦各别为小国。近世英法德意，皆仅如中国之一省。其他诸国土地更小，有同一民族而分为异国，亦有异民族合成一国。其国不专以民族为本，亦不专以地理疆域为本，又不专以历史传统为本。其立国之本，殊难言。或马克思唯物史观，庶乃近之。

犹太人不成国，乃似有一天下观。古代有耶稣，自称为上帝独生子，其教徒乃共同尊亲上帝与耶稣。近代有马克思，乃改从地上观。主唯物史观，分西方社会为农奴、封建、资本主义与共产四阶层，其所重尽在地上之物。但专言社会，不言国，虽亦不言神，而与耶稣有其共同相似处。西欧人独缺一和通共同观，故耶稣马克思乃同得西欧人崇奉。但亦多变质，仅成西欧传统中之一部分而已。

中国人之社会观，乃使天下与地上共融为一，既信有神，亦重有物，而人为之主。如山川社稷，亦皆合天地神物而为一，乃各加祭拜，各加尊亲。故人必尚群，而无个人主义。群则本于人之德性。今人好分公德私德。孔子曰：“志于道，据于德。”又曰：“天生德于予。”韩愈言德“足于己，无待于外”。则德乃私而即公，又何公私可分。中国观念不仅人有德性，天地万物亦各有其德性。德性则大同。人之有德，乃知有尊有亲，故能尊亲其家其群，又必尊天亲地，而人群乃可安可乐。此始为中国人之社会观。故中国人言社会必好言风，此乃一天下观。又好言俗，此乃一地上观。言社会，则必言风俗。犹之言人生，则必言天地。天地人三者之会合，即自然与人文之会合。耶稣教徒讥中国崇奉多神为迷信，更有人则讥中国为封建社会，此皆不得中国之真相。

近人又多称政府为上层，社会为下层。实则中国乃以社会组成政府，非以政府组成社会。果其政府能知社会之在其上，则其政无不治。若使政府认为其乃高踞社会之上，则其政无不乱。人之于群，中国观念重职任，非权位，细读一部二十五史自知。即如蒙古满洲以外族入主中国，此乃中国社会暂时承认此两族之统治，而非此两族能来改造此社会。顾亭林言：“国家兴亡，肉食者谋之。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言天下，即犹言社会，其地位尚远高出于政府之上，而一士人一匹夫可以直接负其责，而政府之事，可置之于不问。朱舜水流亡日本，亦犹如孔子之周游列国，欲居九夷，思行道于天下，亦犹顾亭林之所谓匹夫有责也。此乃中国文化传统之大义所在，岂仅知有国不知有天下者之所能知。

近人又好言自由平等独立。但就中国观念言，个人处大群中，非可有德性外之自由。德有大德小德，知有大知小知，亦非平等。人生在大群中，亦非可有独立。伯夷叔齐可谓独立不惧遁世无闷之最高榜样，但孔子称之曰仁人。则伯夷叔齐乃在大群中独立，非离群以独立也。故中国社会最富和合性、共通性，乃有其大同之理想。大同乃得太平。人处太平世大同社会中，乃各有其自由平等独立之可言。

西方人仅知有国际，不知有天下。最近始有国际联盟之组织。其下有一教育科学文化联合机构，此三者皆具有天下性。但近世只有国民教育，无天下人教育，此乃教育上一大病。有战争科学，无为天下保和平之科学，此又科学上一大病。有民族文化，无天下人之共同文化，此又文化上一大病。因此国际联盟下此一机构，亦仍趋于政治化。所谓政治化，乃仍保国别性，而无天下性。美国人最近乃主退出此机构。其实不仅此一机构难有实效，即整个国际联盟亦然。国际会议亦主少数服从多数，多数无财力无武力，岂能得少数服从。中国人则言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少助。平天下有道，而其道则实从最少数之先知先觉者倡之，次多数之后知后觉者和之，而后绝大多数之不知不觉者乃相与从之。《大学》谓明明德于天下，此即平天下之道即从少数之先知先觉者起。曾国藩《原才》篇谓：“风俗之厚薄奚自乎？自乎一二人之心之所向而已。”一二人心之所向，此即一二人之明德。则天下大群社会之基本，乃在最少数一二人之心上。此则为中国最高之社会学。故曰：“天下一家，中国一人。”此义大可深思。

明代《入跸图》（局部）

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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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乃一氏族社会，或称宗法社会，其本则为家。家与家同处一地，曰乡党邻里，曰都邑。其上有国，有天下。家国天下，皆指人与人之关系。其关系或属天，或属地，而初无社会一名。社会一名，乃传译西方语。西方人在社会之下有个人，在社会之上有国，轻视家，又无天下观。

中国之家，必有亲长。亲其亲，长其长，乃人之性情，出于自然，亦可谓乃天道。化家为国，其道亦只在亲亲长长。人之性情同，则道同，可推至于天下，为大同。同在此光天化日之下，同在大自然中，实无大不同可言。西方则认为个人结合为社会，社会结合成为国，皆赖法，其相互内在间之性情关系则较为淡薄。

中国人为人，始于在家中为幼童时，曰孝曰弟。成年为家长，仍贵不忘其本初。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推而至于家之外，则曰忠曰信。孝弟忠信，乃中国人为人之大道，处家国天下皆然。

西方人以个人处社会，不见有孝弟忠信共遵之道，故曰自由，曰平等，曰独立，实皆为个人言。中国观念，幼童处家中，皆赖父母亲长之教养，何得自由，亦不平等，更无独立可言。若如西方，则待成年而一变，人生割裂为两截。晚年又成一截。乃谓幼年如在天堂，中年如在战场，老年如在坟墓。此惟西方社会有此情况。

今人好分个人与大群，此亦西方观念。若在中国，一家融成一体，即无个人与群体之分。乡国天下皆然。人之为人，有为一家之人，有为一乡一国之人，有为天下之人，独不得为个人。孟子分圣之任，圣之清，圣之和。但即伯夷之清，亦非个人主义。孔子恶乡愿，乡愿亦非个人主义。老子主小国寡民，各安其乡，乐其俗，老死不相往来，亦非个人主义。释氏主出世，但同样非个人主义。中国人只称人生天地间，不称人生社会中，此犹谓人生大自然中。即太古原始人，其时尚无家，尚无社会，但亦无个人主义。中国人称人生一家之中，则已为一文化人。必谓人生社会中，乃有个人主义。

严格言之，亦可谓中国初无与西方人相似之社会观。近代国人，乃将西方人对其社会一切之意见与讨论移来中国，则宜其一无是处。尤甚者，莫如谓中国乃一封建社会。但迄今亦无议其非者，其他则复何言。

《人权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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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有两大义，一曰通财，一曰自治。其见之历代书籍记载者兹不详。晚清之末，鸦片战争，五口通商，国人震于西化，乃倡实业建国。而江苏省之南通无锡两县，乃群誉为全国之模范。

南通主持于张謇季直一人，季直状元及第，退而在野，提倡实业。自南通推及于近围之淮河流域，自煮盐植棉纺织碾砻创为种种工厂外，又兴办学校，设置图书馆戏院，以及育幼院养老院等，一县之文教设施，几乎全出张氏一人之手。地方长官承意惟谨，而江苏一省之督抚藩臬，亦不加干涉。

同时无锡则并无如张季直其人。其西北乡多营小铁工业，在沪设厂为生。一日，有三四人同游西湖，晚宴于湖滨之楼外楼。席散下楼，夜已深，群丐围乞赏。诸人一时感动，谓无锡亦有此俗，倘能多设厂招群丐为劳工，岂非大佳事。乃归而各设工厂，或在沪，或在锡。营业有得，亦各办私立学校，或在城，或在乡。一时兴业办学之风，乃更驾南通而上之。

余家无锡东南乡之荡口镇，镇上有华氏义庄，其庄主亦兴办一小学，余兄弟皆肄业于此。义庄始于北宋之范仲淹，一千年来，其风遍全国。此亦尚通财之一例。而通财不仅为济贫，又兼之以宏教。曰养曰教，皆社会自为主持。而其他一切自治，亦皆由此一意义推扩而来。

无锡实业家之兴学建校，又不限于小学中学。唐蔚芝以清末邮传部大臣出长上海之交通大学，老而退休，无锡唐氏某家聘其来创办一国学专修馆，其规模乃似一大学研究所。又特为建宅第。蔚芝昆山人，移家来，人遂误传蔚芝亦无锡人。抗日战争后，无锡荣氏又创立江南大学于太湖之滨，规模恢宏。共产政权起，始停办。

专就南通无锡两县论，其兴业办学之盛，皆在袁世凯及北洋军阀时代。果使政治安定于上，则其他县邑，不乏慕效而继起。历数十年，中国当可早臻于现代化。近代中国，实非社会乱于下，乃政治乱于上。乃政治使社会不长进，非社会使政治不安定。中国传统文化亦自有其安定向荣之一途，民初新文化运动乃主尽变其旧，而全国乃无宁静之望矣。

余至香港，曾游新加坡与马来亚，乃见海外侨民社会之一斑。其地皆有会馆，国内以贫穷单身来者，皆得一暂时安身处，并为介绍职业。此亦社会通财之一端。经商赢利，亦竞办学校。新加坡初办私立大学，群情歆动。教授自外埠来，街上车夫拒不收车费，理发店拒不收理发费，店铺购物则廉价，社会重视教育之风有如此。但司教者则必尚西化，于国人加鄙耻。此诚为近代中国社会一悲剧。新加坡马来亚，皆在海外，非能受国家之庇护，而历明清两代五六百年之久，仍能保持一中国社会之风貌，此非中国社会有自治潜力一明证乎。

又如辜鸿铭，诞生于槟榔屿。幼受西教，长而博通西欧文献。乃宏扬儒统，阐申国学，获西方学术界之信重。归国授教北京大学，则为当时新文化运动所湮没。陈嘉庚兄弟，随父经商新加坡，其父业败，其兄弟乃再起。又回国兴学，自集美小学中学以至厦门大学，为同时全国各地私家兴学之冠。陈嘉庚晚亦倾向共产主义。国内社会未能作国外之领导，则国外社会之影响国内者，宜其微矣。然如此类人，亦殊值重视。

其他如泰国，如越南，如美国旧金山，乃及各处海外华侨社会，不遑举。即如美国纽约之有丁龙其人，岂不更大值重视乎。其他为国人所不知而实值称道者又何限。孙中山从事革命，得海外侨民之助，甚深甚大。中国古人言，礼失而求诸野。今则民族文化传统失之国内，而犹可求之海外之侨民社会，此亦中国社会具自治潜力能通财能宏教之一证。而中国传统文化之未可厚非，亦即由此见矣。

新加坡道南学堂，由新加坡福建会馆于1906年创立

1        

中国本无社会一辞，故无社会学，亦无社会史。然中国社会绵延久，扩展大，则并世所无。余尝称之曰宗法社会，氏族社会，或四民社会，以示与西方社会之不同。古代封建制度即从宗法社会来，察举考试制度即从四民社会来。在中国，政治社会本通为一体，因亦无显明之分别。

今论中国社会，应可分四部分，一城市，二乡镇，三山林，四江湖。古代都邑有城，秦汉后即为一县，乃政治上一最低单位。西汉全国有一千多县，即一千多城，同时即是一商业集中区。有持续两千年，至今大体无变，而日趋繁盛者，如江浙之苏州、杭州两城，俗称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考论中国社会，必先注意其城市。其次如江苏之扬州，广东之广州，商业尤旺。扬州为国内南北交通商业集中区，广州为对海外商业集中区。四川之成都，河南之开封，山东之济南，皆所不如。中国自古以农立国，然商业早兴。今国人每称中国为一农业社会，实不符情实，称四民社会较为妥当。

城市四围为乡镇。镇亦一市区，但无城，在政治组织上隶于县，其起源亦甚早。如江西有景德镇，河南有朱仙镇，尤著名。镇之四围乃为乡村。太抵村民多聚族而居。余幼年所历各乡，全如此。即各镇各县亦大体如是。故称中国为宗法社会氏族社会，实历三四千年而未变。

城市乡镇之外为山林。其重要不下于城市，主要乃为宗教区。天下名山僧占尽，名山胜地与僧寺结不解缘。佛教影响中国社会至大，山林为其根据地。其次为道院，尤其如元代之山东崂山，影响亦遍全国。儒林中亦有终身在山林者。如东汉初严光，隐居富春江上，影响后世千五百年而未已。宋初孙复石介在泰山，亦影响迄今千年。清初有王夫之，亦终身山林，其影响当与前举相伯仲。其他山林名儒不胜举。要之，亦可谓中国山林多寓有社会文化精神，与近代所谓观光游览区者大不同。

又次为江湖。其与山林，地域难分，而情况则别。中国古代有游侠，富流动性。山林人物富静定性。在山林而具流动性者，则谓之江湖。其势时起而时衰，弥后而弥盛。明初小说《水浒传》，其故事远起北宋。及宋室南迁，北方民间抗金故事流传，即《水浒》忠义堂之前影。此乃谓之江湖。此下《七侠五义》、《小五义》等皆是。即如洪秀全杨秀清起于广西山林中，亦皆江湖。晚清之义和团，亦莫非江湖流派。中国主要乃一静态社会，而江湖则为其静态下层一动态，其人多豪侠，其名亦多为忠义，而其趋势则常归于乱不于治。亦有江湖势力侵入城市，则如清代之帮会。五口通商后，乃以上海为大本营。中国社会现代之帮会远自明代运河劳工之组织始，仍是一种江湖义侠传统精神，与西方工厂劳工团体之结合仍有其大相异处。当从帮会本身以求其意义之所在，影响之所及。此亦研究中国社会一主要项目。

《史记》《汉书》有《货殖》《游侠》《儒林》三传，《汉书》有《逸民传》，《货殖》《游侠》两传无继起。游侠一项转入传奇小说中。而货殖一项，则后世甚少称述。此四项人物，正可代表上述城市乡镇山林江湖之四部分。逸民可与儒林相抗衡，而实亦出于儒林，为其别支。故儒林之在城市，亦多慕为隐逸者。惟货殖人物，则较视为卑下。中国常多连称农工，商人最居四民之次。此正中国城市山林化，而资本主义绝不能形成之一大好说明。

一百零八好汉齐聚忠义堂

中国邮政发行邮票，1997年，周峰 绘

合此城市乡镇山林江湖四者，乃见中国社会之全貌。亦可谓中国社会，乃分别成为此四部分。中国各省府县之地方志，实亦可当中国之社会史。正史较详政治，地方志较详社会。中国人本不为政治社会作严格分别。可谓正史则多详全国性，方志则多详地方性，即各地之分别性。方志较晚起，始于宋代。亦因宋以前五代十国，即有十国之志。宋代统一，乃有地方志之出现。其后乃演化为省志府志县志。今欲搜集地方社会史料，则方志其首选矣。

亦有镇乡之志。最佳之例，当首推吾乡之泰伯梅里志。仅就前清金匮一县中，东南方数十乡镇，汇记其文物故事，详其古今演变，而成一书。亦有一山林自成一志者，如庐山志。亦有—寺庙一书院自成一志者。更有专就某一观点，成为一书者，则如顾炎武之《天下郡国利病书》。虽综合全国，而专就经济观点各地分别记载成为一书，乃为明代社会史之极佳材料所在。此皆治中国社会史者所当注意。

中国文化传统既与西方不同，则中国社会状态亦自当与西方有异。今国人乃率据西方社会学来观察评论中国社会，则胥失之矣。如言西方为商业社会，中国为农业社会，不知中国社会之工商业积两三千年来，皆远胜于西方。直至近代西方科学发达，情况始变。而中国始终不能有资本主义之产生，则为中西双方文化之大相异处。国人又称中国为封建社会，则又大谬不然。中国社会两千年来，工商业皆极盛，何以终不产生资本主义，此乃一大问题，可自上层政治措施上论，亦可自下层社会情态上论。如苏州，乃两千余年来一大城市，而颇亦趋向于山林化。其城外附近四围山林人文化之日趋旺盛，姑不论。专就苏州城内言，远自唐代，近迄清代，其园亭建设之胜，冠于全国，亦可谓其超出于全世界。清之晚季，日本逼开商埠，乃划城南区与之，但苏州人迄未予以开发。及沪宁铁路兴建，又在城北辟成一新商业区，而城内旧形态依然保守不变。果使国人有远识，能永保此苏州城内之旧形态，则可供全世界人参观欣赏，当远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诸城市之上，亦可活现出中国社会自古相传之一种特有面貌。而惜乎最近数十年之改变，今已无可期望矣。此诚一大堪惋伤之事也。

中国文化之最高理想，与其最高精神，乃在通天人一内外。以今语言之，则为人文与自然之和合成体，即人文之自然化，自然之人文化。而城市之山林化，乃为中国全社会所同心向往之一事。尤其如帝王首都，中央政府之所在地，如长安、洛阳、开封、余杭、金陵、北平诸城，惟开封一城为自然形势所限外，其他诸城尽皆城市而山林化。宋都开封，其人文荟萃，则转在洛阳。今此诸城，虽长安洛阳已趋衰败，而往年景象，犹可依稀访求。杭州南京北平三城，则景象犹存。即如山西大同之云冈石刻，以及《洛阳伽蓝记》之所记载，亦可见当时鲜卑人之华化，亦求其京师之山林化。此真治中国社会史者所更当留意，更当研讨者。

分论各省，则西南诸省如四川广西贵州云南等，更易体认。而云南一省尤然。以其自然地理与其开发之较迟，稍加现代条件之修缮，惟求不伤旧状，即可成为世界一瑞士，而实可为城市山林化之更高象征，亦中国文化理想最高一楷模。所谓天地之化育，此实可作一最佳具体之说明。

中国社会尤有一值得注意者，则为其有化外之一部分。中国自古即华夷杂居。所谓戎夷，实多与华夏同血统，特以人文生活即文化为分别，故曰夷狄而中国则中国之，中国而夷狄则夷狄之也。两汉广迁塞外异族入居中国，是即夷狄而欲中国之。明清两代，西南诸省乃有土司制度。如何以相异民族，而能在同一地区和平共存，此又为研究中国社会学者一项大值注意之问题。即如台湾，亦有高山族居民，但无如大陆之有土司制度。而有如吴凤其人者出，此亦中国文化中国社会中之特有人物，为其他民族其他社会所未有。

苏州 拙政园中一角

今国人则专就西方社会学眼光来治中国社会，强异以为同，其不能深入了解往昔中国社会之真相，殆无疑义。专就城市论，中国城市皆求山林化。而西方城市，以中国人观念言，则可谓乃趋向于江湖化。山林化求静定，而江湖化则易动乱。西方动乱多起于城市。即如法国之巴黎，最为西方人艳称，然巴黎亦多见江湖化，少见山林化。西方人之江湖，更扩大而为海洋。西方国际乱源，亦多起于海洋。其实西方各国疆域，亦仅如中国之一省一府而止。西方乡镇人群之趋赴大城市，亦可谓其乃趋于江湖化。近代美国人，群喜从大城市迁居附近诸乡镇，则亦使附近诸乡镇同趋江湖化，而转漫失其原有山林之情状。

故在西方城市，几尽属货殖人物。政府宗教学校，或可以比中国之儒林，而尽必附属于货殖。因西方不重人物，仅重事业，而事皆需财，财则掌于货殖之手。而货殖则趋于江湖化，于是曰流动，曰竞争，乃成为一资本主义之社会。隐逸一流，则甚少，几乎无之。西方亦有山林，而无中国之山林气象，徒供人游览或探险，亦可谓全成商业化、江湖化。此诚中西双方文化大异处，亦社会大异处。

近代美国人中，有西欧白人，有犹太人，有非洲黑人，有东方中国日本人，亦异族共处，成为西方文化体系下有一崭新形貌之社会。但其多人杂处，如一大赌场，如一大戏院，各有所求，各有所争，若在静定中而不胜其动乱性，纵占富强，亦不易得安定。周濂溪《太极图说》“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又曰：“主静立人极。”宇宙大自然实为一动，而人文化成则当为动中一静。自然为人文之根，而人文亦可转为自然之根。今可谓西方社会富阳动性，乏静定性。近于自然现象，而少人文理想。中国社会则在自然阳动中，必求以人文理想之静定为目标。今则受西方商业威胁，乃亦失去其静定性。若求全世界人类同归静定，同臻安乐，首当限制资本主义。勿使商业在其社会中一枝独秀。中国四民社会，商人最居末。农工在其上。亦可谓农工在静一边，而商则在动一边。中国社会非无动，而静为主，故信义通商，终不失人类相处之真性情，遂亦不产生资本主义，此又中西文化之相异。

中国人认为生产多属天地自然一边事。人之从事生产，又须分工合作。故不主私，不主专，而有一种通财公产观。孝、友、睦、姻、任、恤，乃人群相处居心所宜之大道。故在中国不能有农奴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封建在中国，乃一政治制度。西方封建，则仍重在财富之分别占有。马克思创为唯物史观，中国当称唯人史或唯心史，实则乃唯德唯性。西方人生注重在外面物上，中国人生注重在人之内在德性上。换言之，西方人用心在物，中国人用心在己，即己之心。西方人亦知有心，中国人亦知有物，惟主客轻重则大不同。

中西社会有不同。中国社会抟成，不仗财力，亦不仗武力，故中国人无权力观。齐家治国平天下，皆不能仗财力兵力，乃在人与人之性情之相感相通，而成为一体。此种性情之培养，则贵在心，贵在先有一段静定生活。在人则贵在未成年期，在地则贵有一山林生活，此两者皆属天。能知此，则知天地人本属一体，即自然与人文之本属一体矣。如原始人之洞居，实即山林生活，亦即人类未成年时之生活，此为自然生活。而人文社会之生活，即本源于此。人文社会生活之最后归宿，则仍应为一种自然生活。总之，人类逃不出物的生活，而以心生活为之主宰。若如西方人，以心生活投入物生活中，物为主，而心为奴，心生活不长进，惟求物生活长进，则与中国为大异矣。

释老皆重心生活，但又太轻忽了物生活。惟有儒家，执两用中，心物并重，而又会通和合，融为一体，始为人生之正途。故欲知中国社会，又须兼通中国经济史，并须兼通中国思想史。要之，即须先通中国文化史。若分门别类，专一求知，则中国究为何种社会，诚难以一言尽矣。

重物，则其大群生活乃自下而上，由分而合。重心，则其大群生活乃自上而下，由合而分。西方社会重多数，中国社会则特重一领导中心，此则必属少数。四民首重士，即此意。但此下中国社会中士之一阶层将渐消失，重少数将转为重多数，则心社会自不得不转为物社会。此乃中国当前一大问题。孙中山先生提倡知难行易，分知为先知先觉、后知后觉、不知不觉三阶层。行属多数，先知先觉必属少数。易属多数，难属少数。分门别类之知，亦属多数。而会通和合之知，则仍属少数。社会无一中心领导，此终属一危途。而此中心领导阶层，又如何产生，又如何得大众之承认，此则为治中国人文史者最当注意研寻之一问题。

“知难行易”

孙中山题赠李仙根

然此事实亦不难。须使人先知心生活重于物生活，则自然寻向上去，识得自己性情，同时即识得人类性情，则已把柄在握矣。心生活何以重于物生活，其事亦不难知。反身以求，当下即是矣。中国古人之高瞻远瞩，而又切己体察，此亦执两用中之一道也。吾国人其勉之。

2        

夫妇和好，父子慈孝，即中国之所谓道。《中庸》言：“非至德，至道不凝焉。”道即凝于德，宇宙大自然万物散布，非德则无以凝聚。德又有大小之分。《中庸》言：“小德川流，大德敦化。”川流则犹有形象可寻，如结为夫妇，生育子女，生命无穷。中国乃一氏族社会，父子祖孙世代相传，亦即小德之川流。孔子为中国之至圣先师，其道不仅传于家，不仅传于鲁，并传于两千五百年来之全中国，斯则为大德之敦化矣。两千五百年来，疆土日廓，生齿日繁，同为一中国人，此生同，此心同，乃有同德同道。今日此世界则同有电灯自来水，以色列人巴勒斯坦人同样生活在此灯水中，而有不可同日生之势。又如宇宙大自然，浑然一体，本无区别。此身乃生命一时所附着，其魂气则可离于肉体，而还归宇宙大自然之浑然一体中，即其生命之依然存在。乃不朽，非复活。

宇宙大自然之浑然一体，此乃一大生命。人类生命即由此大生命中分得，中国人谓之德。三不朽以立德为首，德不在身，而在心。圣人先得吾心之同然。人人之心，皆可同于圣人之心。故圣人之德，亦长在人人之心中。此即中国古人之生命不朽观。立功立言，则较落于外面形象上，然仍必归于心，故同得为不朽。是则中国人之生命观乃在心，心则非器物，无形象。故言灵魂，世人之灵魂观，仍可有分别。中国言心，则有同然，无分别。如言夫妇父子，自身言，亦各有分别。然夫妇和好，父子慈孝，自其内心之德言，则可无分别。

俗云说法，此法字，亦犹文言所谓之名义。顾名思义，正名定义，一名则必有一义。师出有名，则非无义。即犹俗语每一事必该有一说法，即如登山玩水，亦该有法可说。古代帝王登泰山，行封禅。封禅是一名义，登泰山观日出是一实情，然实情必当有名义可说。无锡附郭数里外有惠山，山有泉，称天下第二泉。蓄泉为池，坐池旁二泉亭，观池中大红鲤鱼结队游泳，品茗玩赏，其乐何如。然人生不该专以登山品茗为乐，仍该有一说法。县人皆于山麓建祖先祠堂，又建历代名贤祠，如唐代张巡许远祠等。每逢春秋佳节，县人登山，先祭拜祖宗祠堂，又瞻拜先贤群祠，乃赴二泉亭。则登山品茗乃有名义，乃有说法。余少年时即喜读韩昌黎张中丞传后序一文，反复朗诵不忍辍。及瞻拜张许祠，益增崇敬向往之情。余之于国家民族历史文化往圣先贤之有其一番真挚深沉之感者，此乃由社会风气，亦即社会教育之培养，有不知其然而然者。余家五六华里外有让皇山，相传乃吴泰伯让国至此。又名鸿山，因东汉梁鸿孟光夫妇亦隐居在此。实只一小土丘，无林泉之胜。而环绕十华里内居民，每逢清明佳节，群来瞻拜。余幼年即随族中长老前来。余之对国家民族历史文化往圣先贤有其崇高之敬意，实早由幼年植根。及余初来台湾，环游全岛，至今逾三十年，记忆犹新者，在台南拜孔庙，谒郑成功祠。在嘉义，谒吴凤庙，感动尤深。古人云行万里路，读万卷书，此两者亦同有名义说法，主要则在学为人。余未来台湾，初未知有吴凤其人，故其感余心者尤为深厚。三十年来台湾观光游览区日益开辟，索忍尼辛来，全国上下仰崇，陪其游览，却不去吴凤庙。盖人心已变，名义说法亦不同。观光游览仅为寻开心，同时亦为经商赢利。风气既别，古今人不相及，但其间高下得失实仍堪寻味。中国人言社会，必先问其风气。西方人言社会，则必论其经济。则又何小德川流大德敦化之足云。

清代 溥儒《登高眺远》

3        

今日国人争言知识，此时代亦称为知识爆破的时代。一幼稚园儿童，其所知，为余九十老翁所未知者亦多矣。然以中国传统观念言，则知识中最有意义最有价值者，乃知你自己，所谓“自知之明”是也。又称“知人知面不知心”。又曰：“人之相知，贵相知心。”所谓自知，乃在自知一己之心。孔子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至于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此即孔子自述其七十年生命中为学之心路历程。颜子曰：“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末由也已。”此所立卓尔欲从末由者，即指孔子，实指孔子之心之德。孟子曰：“我四十不动心”，亦即如孔子之四十而不惑。中国人之重其心，重自知其心有如此。

重自知，又贵知己之一家。父母兄弟姊妹夫妇子女，一家相聚，互不知心，他复何言。自家而推之乡，推之国，推之天下，同此人类，实即同此一社会，皆贵能互相知心。故中国人言民情风俗，又言人心天理。若言中国亦有社会学，惟此乃其主要之一端，为最所当知者。

青年钱穆

余幼居荡口镇，楼下大门旁有一酒酿铺，酒酿美味，驰名全镇。铺主老夫妇两人，年各六十许，日制酒酿两大锅，日未夕，即卖完。有子三人，年在二十上下，每日下午各担一缸酒酿，分赴镇上他处路售，亦均未晚即归。一家衣食已足，乐以悠悠。阖镇知者，无不称羡。其铺最少亦历数十年之久。

及余长，任教苏州中学。城内玄妙观前一街，最所知名。然一街店铺最多不过四十家左右。其中有稻香村采芝斋两铺，皆卖小食品，乃驰誉全国。余家本在七房桥，距苏州城四十里，有小航，日开一次。每月必托小航购买两铺食品，几乎全村皆然。至是已逾二十余年，乃知此两铺仅皆小门面，一小长柜。不只苏州人竞来争购，京沪铁路过客几乎无不来购。后余转赴北平任教，亦可得此两家食品。后来香港及台北，亦仍有此稻香村采芝斋之店铺。其实此两家自数百年前明代已有之。不知此两家历代相传，生齿日繁，生计何以维持。要之，此两家则依旧一小门面小店铺，无分店无扩张，则尽人皆知，无足疑者。

抗战时，余在成都华西坝任教。一友常在图书馆相候，谓余，君喜治理学家言，当时一理学家日读书几何，予等每晨阅报章字数当已超之，而生活营养又远逊，健康岂可忽。西门内八号花生米，驰名全城。此物富滋养，佐饮浓茶，不患不消化。必偕余往购，两人各一小袋，同坐华西坝溪上品茶畅谈，至晚而散。此八号花生铺，亦如余家荡口大门前酒酿铺，大小花生皆装大袋销各地散售。其场面当亦历数世不变矣。

及抗战胜利，余重莅昆明，乃知昆明有一月饼店，亦播誉全省。在中秋前一月即停售，谓当为他家月饼业留一地步。在其停业期间，即航空远销京沪。其他月饼店乃亦赖以维持。

抗日胜利后，余返无锡任教江南大学，乃知无锡肉骨头，有某街一家特佳。门外设一锅，晨十时销售到午即毕，不再售，需待翌日。传说此锅卤汁必日有留剩，历数百年之久，故其味终为他处所不及。适余弟家居此街，故得知之。其味乃为余自幼五十年来屡尝所未及。然其家亦历数百年，仍为一小家。

以上偶举饮食一小端，自小乡镇至大城市，广达全国，其业长有历数百年不变者，亦以见中国人一种安足之心情，安常守故，安分守己，知足常乐，安居乐业。中国人言心安理得，足于己无待于外，此一安字足字，乃寓甚深妙理。吾中华民族之得五千年绵延迄今，广土众民一大结集，一大和合，则亦惟以此一安字足字得来。今日国人则争相诟厉，斥之曰守旧不进步。则姑举开新进步者言之，如西欧之古希腊，递变递新，而乃有后代之大英帝国，又有现代之美苏对立。而当前之希腊人又如何，英伦三岛人又如何。有新无旧，有进无退，则无安足可言。即如吾家在无锡东南乡啸傲泾上之七房桥，亦已自明迄清六七百年一旧家庭，直至最近推行共产主义，始大变，大异其旧。有一美国人读余《八十忆双亲》一文，大生慕恋，为之传译，来书嘱余为五世同堂家宅作全图。又进而通读《钱氏家谱》，将进而为无锡全县之研究。中国人言，此心同，此理同。在此同处，亦未尝无一番妙理，思之而得，则此心自安自足矣。

钱穆 著

《现代中国学术论衡》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2021年

近代国人一意慕向西化，治社会学，则必以西方社会为蓝本。群谓农村必进步为都市，则试问人类岂能仅有都市而无农村之社会。故西方之资本主义，必进而为帝国主义，以殖民地为农村，乃始可耳。今则帝国主义之时代又已过去，而农业国之购买力则必日退，乃有经济不景气之新兴现象。试问又何从而得解决。

西方人为学，好分别专门。但政治社会紧密相关，合则两得，分则两失。马克思亦不免此病。或因其乃一犹太人，无权过问欧洲白人之政治。上帝事耶稣管，凯撒事凯撒管，马克思乃专论社会经济，置政治于不顾。则试问共产主义又何得成其为一世界性。列宁借其说，向尼古拉帝皇专制作革命。一共产国家新兴，又何得与并世资本主义之富强国家并立。斯大林乃继列宁，而仍遵帝俄之帝国主义以前进，迄今而核子武装海空军备乃超美国与西欧之上。论其实，则仍是一西方政治大传统。此岂马克思提倡社会主义时所知。

近代吾国人或专治经济学，或专治社会学，亦每置政治问题国际问题于不顾。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首为民族主义，则不可不顾及五千年来中国之人文大传统。最后为民生主义，则如余此上所举荡口镇之酒酿铺以及无锡城中之肉骨头锅，此亦民生，而有自安自足之民族心情民族文化之甚深传统涵其间。岂得与西方社会相比，又岂得以一专家专论经济问题社会问题又必以西方之经济理论与社会理论为准绳，而谓吾民生乃得由此而安而足，而和而乐乎。

西方传统中，有两度加入犹太人思想而得广为流传者，古代为耶稣，近代为马克思。耶稣主上帝事由他管，凯撒事则凯撒管。惟其不管凯撒事，故犹太人终不能立国。而凯撒亦终钉死耶稣于十字架，但耶教则终得流行。马克思主张剩余价值由无产阶级取而分之，则资产阶级失其存在。然非谓资产阶级乃人类之剩余，而不许其存在，特不许其专拥经济之剩余价值而已。此一百年来，西方资本社会盛行社会福利政策，劳工有罢工之自由，失业者得公赀抚养，此即承马克思之遗意。马克思亦并未主张将资产阶级斩尽杀绝，而推行无产阶级之专政。俄国地处寒带，又惯受帝王专制之暴政，其性情异于其他欧洲人。列宁创造共产政府，则实非马克思之初意。

世人仅知犹太民族乃一经商民族，然不知在犹太人中，资产阶级乃永能救济无产阶级。马克思思想实早已存在于犹太民族中，故犹太民族虽永久流亡，而其民族经济则常得旺盛。以色列乃欧洲人代为立国，而在政治上则沾染了西方思想，只求自己立国，不许其他民族亦同样立国。中东和平，大受干扰。马克思则仅一经济思想家，非一政治思想家。亦如耶稣仅一宗教主，非凯撒，亦非一政治思想家。故原本属一专门者，即不宜轻易扩大为通义。必认清马克思共产思想非一政治思想，其流弊乃可减。耶稣教亦必坚守其凯撒事凯撒管之初意，乃庶可仍得流传。中国人则主政教合，又主政经合，则与西方自不同。西方人主分别，耶稣马克思虽专论宗教信仰与经济，但其言偏近和合性，为西方人所无。故西方人不得不采用此两人思想以资调剂。中国人本亦主和合，倘加进此两人思想，则非全部改造不可。故言现代化，则必求其传统之现代化，而非可现代化其传统。此一层，现代国人更当深究。█

本文选自《现代中国学术论衡》，钱穆著，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2001年，第190-215页。

编辑 丨梁可晴

校对 丨孙旭阳

审核 丨杨勇、陈烨广